其一是围绕旧土地制度的变法，基本点是有限废除隶农制、重新分配土地、鼓励耕作并开拓税源等等。其二是公开颁行种种法令，以法治代替久远的人治礼治。可以做出的总体评判是：后来商鞅变法的基本面，李悝都涉及了，只是其深度广度不能与后来的商鞅变法相比。虽则如此，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声惊雷，魏国变法的冲击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其历史意义是亘古不朽的，其效用是实实在在的。

　　变法的同时，魏文侯大批起用当时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此所谓急贤亲士也。文侯之世，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赵仓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至少，魏国初期一举拥有了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如此四个大政治家，实在是天下奇迹。由此，魏国急贤亲士的声名远播，以至秦国想攻伐魏国而被人劝阻。劝谏者的说法是：“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由于魏文侯在位长达五十年，这种政治风气自然积淀成了一种传统。

　　可是。魏文侯开创的这种生机蓬勃的政治传统，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时期渐渐变形了。所谓变形，一则是不再积极求变，变法在魏国就此中止；二则是急贤亲士的浓郁风气，渐渐淡化为贵族式的表面文章。也就是说，魏文侯开创的两大强国之路都没有得到继续推进，相反，却渐渐走偏了。这条大道是如何渐渐误入歧途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寻路径的蛛丝马迹。

　　一则史料是，魏击（魏武侯）做储君时暴露出的浓厚的贵族骄人心态。魏文侯十七年，乐羊打下中山国后，魏击奉文侯之命做了留守大臣。一日，魏击游览殷商旧都朝歌，不期遇到了魏文侯待以师礼的田子方。魏击将高车停在了道边，并下车拜见田子方。可是，田子方竟没有还礼。魏击很是不悦，讥刺道：“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田子方冷冷道：“亦贫贱者骄人耳。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踞（鞋）然，奈何其同之哉！”魏击很不高兴，但又不能开罪于这个顶着父亲老师名分的老才士，只有阴沉沉回去了。姑且不说这个儒家子贡的老弟子田子方的牛烘烘脾性究竟有多少底气，因为，战国时期真正的法家大政治家，反倒根本不会做出这种毫无意义的清高，该遵守的礼仪便遵守，犯不着无谓显示什么。我们留意的，是魏击的两句讥刺流露出的贵族心态——田子方虽贵为文侯老师，依然被魏击看作贫贱者，而贫贱者是没有对人骄傲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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